常州实验室废气处理

常州实验室废气处理(1)燃烧法 包括高温燃烧和催化燃烧，前者需要附加燃料燃

烧，因此，使用该法时要考虑回收利用热能;催化燃烧能耗低，但在工作初期，需用电加热将废气加热到起燃温度，故对于频繁开停车的场合不合适。考虑到高温燃烧法回收的热量超过生产所需的热能，故并不合适。而直接采用催化燃烧投资太大。

(2)吸收法 即采用适当的吸收剂(如柴油、煤油、水等介质)在吸收塔内进行吸收，吸收到一定浓度后进行溶剂与吸收液的分离，溶剂回收，吸收液重新使用或另行处理，采用这种方法的关键是吸收剂的选择。由于溶剂与吸收剂的分离较为困难，因此其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。

(3)活性炭吸附法 采用多孔活性炭或活性炭纤维吸附有机废气，饱和后用低压蒸汽再生，再生时排出溶剂废气经冷凝、水分离后回收溶剂，适用于不连续的处理过程，特别对低浓度有机废气中的溶剂回收有很好的效果。

(4)冷凝法 主要利用冷介质对高温有机废气蒸汽进行处理，可有效回收溶剂。处理效果的好坏与冷媒的温度有关，处理效率较其他方法相对较低，适用高浓度废气的处理。

常州实验室废气处理废气对环境的影响，给人类敲响的警钟:

1.马斯河谷逆温事件

马斯河谷是比利时的重要工业区，全长24千米，建有三个炼铁厂、三个金属冶炼厂、四个玻璃厂、三个炼锌厂。1930年12月1日至5日，该河谷上空出现了很强的逆温层，加之河谷两岸高山耸峙，致使13个工厂烟囱排出的大量烟雾无法扩散，使许多人患了道疾病，时仅一周，就有60多人死亡。

2.多诺拉事件

美国的多诺拉城，位于孟加希拉河流域的马蹄形河谷，两岸耸立有100多米的山地。河谷区建有大型炼铁厂、硫酸厂和炼锌厂等。1948年4月26日清晨，多诺拉城大雾弥漫，天空微寒阴沉，大雾持续到28日，除了烟雾外什么也看不见，仅有14,000人口的多诺拉城，五天内就有20多人死亡、6000多人住进了医院。

3.波查里加事件

波查里加是墨西哥一个小镇，该镇一个从天然气中回收硫磺的工厂。1950年，由于硫化氢泄漏，加上当时的微风作用，形成了很浓的烟雾，由于逆温现象，硫化氢等有害气体无法扩散，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，当时有20多人死亡，320多人住医院。

4.伦敦烟雾事件

1952年12月5日至9日，大雾笼罩英国全境。位于泰晤士河开阔河谷地区的伦敦城上空有明显的逆温层存在，逆温层顶高约60至150米，烟尘难以扩散。从11月28日到12月6日，就有4千多人死亡，其中70到80岁老人死亡率*。直到60年代才查清这次烟雾事件是由于烟雾粉尘中含有三氧化铁，促使空气中二氧化硫生成硫酸雾，吸入人体后导致死亡。

摘自《地理文摘》杂志社《地理文摘》1992，1

实验室废气的特点:

实验室以分布散，排量小，不连续，未引起足够重视，事实上实验室污染种类杂，浓度高毒性强，并且实验室一般地点都处于高校内或者市区繁华地段，离我们更近，治理难度大。

2005年，一场"环保风暴"在中国内地刮起，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，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。理由是，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，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。

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，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。如淮河流域。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%，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。1995年，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。

据中科院测算，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%，这意味着一边是9%的经济增长，一边是15%的损失率。环境问题，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，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。

目前，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.4万多平方公里;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、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，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。

七大江河水系中，*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%。全国668座城市，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。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。如浙江省宁波市，地处甬江、姚江、奉化江三江交汇口，却因水质污染，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，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。

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，需耗水330立方米，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;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.8万吨废水。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。其中80%以上未经处理，就直接排放进河道，要不了10年，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。

全国1/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，有1/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。经济发达的浙江省，酸雨覆盖率已达到。酸雨发生的频率，上海达11%，江苏大概为12%。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，如宜宾、怀化、绍兴、遵义、宁波、温州等，酸雨频率超过了90%。

在中国，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~1400万吨。而2003年，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.7万吨，比2002年增长12%，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.7%。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。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，到2020年，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，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，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。

1月27日，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，如果再不加以整治，人类历*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、社会体系的大摧毁，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。

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，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，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1.5%以上。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，在中国，根据上海的经验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，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%以上。而在过去20年里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，在90年代上半期是0.5%，近几年也只有1%多一点。环保是一种"性消费"，投入大，对GDP贡献小，因此，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，也被挪作他用。

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:再不治理，未来无法保障;真要治理，则需大规模投入，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。

有人算过，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，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，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，至少得花几百亿元，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。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，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。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，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。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，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，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。

违法成本低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，在过去20年里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、降低成本的情况下，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:一是工资，二是环保。的事，例如水泥生产，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，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，占水泥出厂价的5%。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，如要处理，则每吨需花费1.2~1.8元。提高生产成本5%。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。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: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: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，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。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，这5%的成本。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、生与死。

而中国在环保上的两高一低--守法成本高、成本高、违法成本低，也助长了这种倾向。通常的情况是，环保部门为一件违法偷排事件，需耗费50万元，而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，则只有区区5万元，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"环保风暴"。

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，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，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。区区20万元罚款，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，简直是九牛一毛。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?因此《环保法》历来被人称为"豆腐法"。

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，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:大批企业的倒闭，大量人员失业，企业成本大幅提高，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。因此，无论是宏观成本，还是微观成本，实际上都无法承受。

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，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:

首先，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，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。一些高能耗、重污染的小冶炼、小铁合金、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，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。

其次，部分地方在招商引资中，片面强调简化审批，限期办理相关手续。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，只要来投资就批准，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意志"、"先上车，后买票"等违法现象。

再次，环评质量亟待提高。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，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，评价结论含糊，模棱两可，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，甚*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，编造、伪造数据，或者隐瞒事实，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，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，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。

，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。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主导型，以有限的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，显然力不从心。

其实，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。

掀起真正的"环保风暴"

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，又是一个在资源、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。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，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。

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、再治理污染的道路，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。

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，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: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，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，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: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，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，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。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，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，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，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。

毫无疑问，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。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，国家太大，无法像芬兰那样，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，借助于化分工，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，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，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，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。而令笔者吃惊的是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普通的生活垃圾。在中国，即使不发展工业，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，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，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，也需要大笔投资，需要有经济基础。

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，任重道远，需要依法办事，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，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。